|
一、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必须由党和政府来领导。
我国技术人员要摆对位置，只能作为参谋，提出预防控制的方法，由党和政府来发动群众，成为全民运动才能预防控制某一个疾病。解放初期五十年代我还是中国医大的学生。美国在东北和朝鲜进行细菌战，党和政府就提出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我们医学生也下乡令导农民抓虫子除四害。因为只有全民参加，才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中国流行着鼠疫、霍乱、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等各种严重疾病，五十年代我国北方特别内蒙、东北、西北等地，由于集体化，个体农牧民组成互助组，由互助组再组成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他们的牲畜也从少数合并到小群再大群，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对动物不检疫，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就在牲畜流动过程中流行开了，人兽大量发病。当时直属卫生部的北京流研所成立布病研究室，刘秉阳教授为主任。以流行病学调查为重点到内蒙等布病严重流行地区调查，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参与了调查工作，通过几年调查写了报告，送到了中央。中央就成立了地方病领导小组，小组长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第一届是乌兰夫为组长，下设北办与南办二个办公室，北方地方病令导小组办公室即北办管鼠疫和布病，南办主要管血吸虫。由于中央的直接令导，一些严重的地方病如鼠疫、血吸虫、布病都取得了控制的好成绩。发病率大大下降。毛主席还写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后来由于党政要分开，地办工作合并到卫生部，当然卫生部也是党领导的。近年国内SARS的控制也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动员全民来进行的。所以任何疾病的控制都必须在党和政府令导下发动群众才能完成的。这个经验对所有从事疾病控制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都应该吸取的。
二、科研必须与防治工作紧密结合，学习外国经验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科研是为解决防治疾病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科研选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了解疾病本质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是为疾病病因、发病机制等较为长远的研究。另一方面大量的为解决现实防治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如诊断、预防和治疗等方法的研究。控制布病的关键是控制牲畜的布病。五十年代我们在内蒙学苏联方法检疫隔离，检出阳性的成立病畜牧场健康化或屠宰，阴性的再注射疫苗，当时主要用血清学和皮内变态反应检疫，皮内反应阳性只能说明这只牲畜有过感染，体内不一定带菌，因牲畜布病有自愈的情况，这种虽阳性但已自愈的牲畜也给屠宰了。另一方面在广大牧区特别像内蒙一些纯牧区，牲畜数量非常大，而这些地方人员又非常少，专业防疫人员更少，检疫羊必须一只只地抓，看皮内反应以前要24、48、72小时观察三次，第一次抓羊采血注射菌素，以后又要抓三次，所以检查一只羊就需反复抓四次，非常劳民伤财。因此实际防疫人员提出只要当地证明有疫情，主要根据细菌分离。就不要用血清皮内反应检查，对整个羊群普遍免疫。即使阳性牲畜有可能因为注射疫苗而激发排菌，但大量阴性牲畜经过免疫已有保护力不会感染，阳性羊随年龄一般6－7年自然淘汰。但这种想法需实践考验，60年代在姜顺求同志领导下选了内蒙二个公社进行试验一个公社检疫再免疫方法，另一个公社不检疫普遍免疫方法，经过7年研究，发现二个公社羊群都捡不到带菌的胎儿。60年代在内蒙锡盟条件是很差的，白天没有电，培养细菌的培养箱是用煤油灯，冬天气温－30℃，大雪将我们住房都掩盖了，牧区没有青菜，人与实验动物吃的青菜都从北京运去，骑马骑骆驼四处收集胎儿。总的结果都说明两种以家畜免疫为主方法都是有效的，但不检疫普遍免疫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率大大下降，这个方法在全国推广后，人的发病率从50年代的1到2/10万下降到80年代的01/10万。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给的集体奖布病预防措施研究中就包括了这个内容。
三、疾病控制工作必须体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从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有深刻体会的。解放前医学院一般没有卫生系，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几个医学院校设立卫生系。我是1955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的，毕业前大三学基础科时就要分系，中国医大实行填写志愿分系，我当时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卫生系。因为我认为当临床医生只是治疗病人个体，而每个人生命有限，一个医生一生即使治疗成千上万个病人，数量也是有限的。另外治疗病人治得再好，病人还是会受到痛苦。再则看病治疗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花费大量钱财。而卫生系毕业后工作对象是广大群众，工作内容就是预防疾病，做好了预防工作人不得病，既避免了个人痛苦又为国家和个人节省了大量经费。与我同期毕业搞临床的同学退休后还照样看专家门诊，个人收入很高，有些人很羡慕，觉得学卫生搞预防后悔，但我至今不悔我的选择——预防工作。预防工作既重要又很广泛，不仅传染病要预防，心血管病、癌症同样需要预防，一切疾病都有病因和它的发展过程。预防为主的观点不仅对传染病重要，对这些慢性病同样很重要，做好预防不仅可以避免这些慢性病，而且即使得了这些病，用预防为主的观点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采取一些措施可以不使疾病很快发展，延缓甚至中止疾病过程。因此我认为今后疾病控制应该逐渐从预防传染病同时慢慢发展到预防所有疾病，预防工作者也要学习和了解临床医学关于各种疾病病因学的研究，及时将这些病因研究成果应用到预防工作中，譬如各种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活动与心脑血管病的关系，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等等。凡是疾病包括外伤、精神病、感染、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内分泌病、尿毒症、消化系统如胃炎胃溃疡甚至某些遗传病都是可以预防的。预防工作不能仅限于防疫，所以将防疫站更名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是非常正确的，美国以前叫疾病控制中心，现在更名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了。在他们出版的发病率病死率周报中往往也报道一些慢性病的预防文章，如宫颈癌的筛查，孕期妇女服用叶酸、儿童血铅水平、生活行为与慢性病关系等等。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中国的许多凶猛疾病如天花、鼠疫、黑热病、梅毒、血吸虫病、霍乱、白喉、小儿麻痹等等不知吞噬了多少中国人民，当时平均寿命只有35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在全国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遍成立防疫站和各种专业防治机构，改革开放后又大量推广计划免疫，我也参与了一些文字工作创办了计划免疫通讯杂志。计划免疫使这些凶猛疾病的发病率大大下降，有的彻底消灭如天花，小儿麻痹在中国已绝迹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70多岁，达到某些发达国家水平。我有幸成为以预防为主，疾病控制大军中的一个成员，做了应尽的工作，为预防事业添砖加瓦。如果没有预为为主这个方针的指引，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少距离，中国不可能在健康、平均寿命等指标能与某些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如果不重视预防，国家及人民将要投出不知多少倍的钱财来治疗和康复这些疾病。有些病如SARS因还没有很好的治疗药物如不预防，那还不知要死多少人。所以我深刻认识到“预防为主”这个方针的重要性，不仅过去实行，今天要实行，明天还需继续，甚至永远实行下去，因为即使传染病控制了还要许多常见病慢性病仍需要预防，另外还会有新的传染病需控制和预防。
四、要做好疾病预防工作，卫生部门必须发动社会有关部门，积极依靠有关部门，有的甚至还应以别的部门为主。
特别是人兽共患病，这不仅是老的病如狂犬病、炭疽、布病、钩体病、血吸虫病等需农业部门积极参加，要根除这些病还需以农业部门为主要力量，因为这些病本来就是动物家畜的病，要根本上断绝人类患病，必须根除动物的病。即使一些新的传染病如禽流感，不依靠农业部门，单靠卫生部门是根本控制不了的。又如艾滋病与吸毒有密切相关，因此控制艾滋病需公安部门积极配合才行。1955年内蒙大量流行布病，卫生部与农业部就派出联合工作组赴内蒙调查，流研所就参与了这个工作。以后历年的现场防治组或队都有兽医参加。
五、结合防治工作创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是做好预防控制疾病的好方法。
因为疾病控制与预防是一项群众性工作，面向全国亿万人民的大工作，靠少数专业人员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必须将技术交给广大防疫人员才能落实。流研所最早的培训班是在1956年举办的，学员是全国各省防病机构的防疫人员，大多请北京地区有名的专家讲课。少数教员是流研所人员，那时我在刘秉阳教授指导下也给学员们当实验助教，自长春鼠疫防治所合并于流研所后，1958年在流研所举办全国第一次鼠疫布病培训班，我也参加了讲课。后来1960年在内蒙现场也举办了基层人兽医的培训班，并与内蒙人兽医专家一起编写并铅印了一本布病防治手册作为教材，在全国来讲是较早的。还有一种培训形式就是在现场采用联合工作队的形式，就是通过卫生部及北办从各省抽来防疫人员在内蒙疫区边工作边学习，培训教材随着防治工作进展也及时刷新。这种培训及工作即使在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都参加了没有间断。1970年我被当时的军宣队下放到青海，我还坚持在青海举办过一期培训班，将我所知道的防病知识教给基层防治人员。还在海西州医院开办过布病治疗病房，治愈了不少病人，获得当地群众的好评。1985及1987年我们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分别在北京及成都举办过短期培训班。1988及1989年我还请来美国及澳大利亚专家来办班，通过这种短期培训广大防治专业人员可以及时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大大促进了全国的疾病控制工作。据我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了解的情况，他们不培硕博生但将专业培训作为重要工作纳入计划的，他们很重视这种培训，这种培训不但面向国内而且面向世界，流研所也有人参加过这种培训。我认为我国疾控中心除了培训各省人员外也可招收部分亚非拉人员来学习。
六、科研工作要不断创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国也要有。
我们不但要追踪外国，而且应该领先于外国。科研课题的选择必须起点要高，绝不要做重复的工作，一般外国新的技术方法我们当然应当学与掌握，但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新的问题。譬如免疫抑制作用是否参与布病发病机制就不了解。因此我们就要建立一些新的免疫学方法来研究。但是必先找合适的动物模型。过去我们做细菌学分离培养或一些血清学工作，随便用一些动物，不管它们的品种，当时所内动物都不是纯系的，要做免疫学研究必须用纯系动物，当时只有医科院动物所才有，我们用了BALB/C及CBA二种纯系动物，建立了Yamada抗体形成细胞测定法与同位素标记淋巴母细胞转化试验，用这些免疫学方法在纯系动物模型上研究了布氏菌的八免疫抑制作用，这种免疫抑制作用还可用各种免疫调节剂来缓解，从而证明了免疫抑制作用也参与发病机制。这个工作国外是没有报告的，也因此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奖，论文纳入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布鲁氏菌病会议论文集，是中国唯一纳入会议的论文。1992年受美国邀请，在夏威夷大学用英文进行了报告。1987年受世界卫生组织聘请，担任该组织人兽共患病顾问。1993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七、知识面要广。
一个疾病控制工作者不仅要了解自己课题内的国内外文献，而且也要注意世界上新的科学知识，因为传染病在世界上可以互相传播的，目前中国没有的，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会传到中国。譬如疯牛病虽然中国还没有报告，但外国已有流行，作为一个新的疾病特别一个新的人兽共患病，当时我在担任计划免疫杂志主任之余，收集了几百篇外国文献写了“一种新的致病因子：Prion”刊登在中华微生物学免疫学杂志1997年6期上。这也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这个新的也是较奇特的微生物较早的文献，有的书还引用我的这篇文章，世界卫生组织1999在中国举办了克雅氏病监测讲习班，当时的中国预防医科院委托我协办了这个班，我根据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国内这方面应参与的人兽医名单，组织翻译了教材，推动了国内疯牛病监测工作。同时我较早地在1996年就在健康报上介绍了这个新的人兽共患病。1999年马来西亚发现一种新的病毒Nipah，我也在2000年第一时间的健康报及中华微生物学杂志作了介绍。
八、作为一名疾病预防人员特别是退了休的工作者应积极参与疾控的科普工作。
自从我1998年退休后有了时间，根据了解和掌握的知识适当参考一些资料写了几十篇有关疾病的科普文章刊登在健康报及有关刊物上，不少文章一些地方报刊还作了转载。这些文章既包括传染免疫的基础知适也包括常见的、较少见的、国外有但国内尚未报告的、国内外正在流行的如SARS及禽流感等。有时我对一些疾病控制策略方法也在健康报的医生论坛上进行讨论，如对各种传染病严重性分类的意见，从疾病预防角度对婚前检查的意见，早在SARS流行各单位仅仅在研究时，我就在2003年中的健康报上发表了文章，根据流研所过去实验室感染教训就提醒要预防实验室感染，及提出SARS应研究的问题等等。(传染病所研究员 张见麟)
|
